31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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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,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:“战争中 总有堕落的人,可还有哈佛毕业生。”

在北大图书馆,一个叫罗伯特·卡帕的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。这位18岁考入 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,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,与海明威 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。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,由于玩命而闻名 于世。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,从英格丽·褒曼到海明威,无所不包。直到1954年在 印度支那踩响地雷,他还不忘按下快门,终于含笑死去。我被这家伙迷住了。我把卡帕的好 友、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·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了日记中:“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 战争编年史,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。”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转世。

3月1日,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,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,郑 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,朝中国驻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:“嘿!快来,这就是我告诉你的 小校友。上了《人民日报》的小校友。可就是头发太长了,没《人民日报》上的鸭子精 神。”

担责任珍视荣誉的人

更不可思议的是,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,领头的郑达庸大使、武官曹彭龄、 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。

1979年,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,这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。我爷爷的 哥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,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(北大前身)文科中国文学门。当 时,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,民主科学,乐于助人。其实当 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,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孩一样,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 官(海因茨·冯·古德里安,普鲁士贵族,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,德国装甲兵总监,闪击 战刨始人,由于在奥地利、波兰、法国、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楔人敌后而著名,有“飞毛腿 海因茨”之称。著有《闪击英雄》、《坦克进攻》等著作)。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陈独 秀、胡适、鲁迅、李大钊们成为校友,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,咬着牙进了北大。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,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,竞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

不为权力所害的人

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,赤日当空,一丝风也没有。为了 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,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:一、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,为任务理 应坚守巴格达。二、我是摄影记者,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。三、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 件采访,有应付危险的经验。四、有老学长的帮助。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,我想 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。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神的魅力,大使终于开了口:“你 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。”

勇敢的人。

讲真话爱思考的人

1990年12月20日,我经伊斯坦布尔、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。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 格达大使馆,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贸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。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 生的心情,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。自海湾危机以来,巴格达使馆已组 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、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。郑大使钻进高悬五星红旗的奔驰 —300匆匆而去,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工的安全奔波。

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,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、共同社记者河野澈。河野毕业于早 稻田大学,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。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,我俩再次相遇,并肩合 作,结下兄弟般的友谊。

上帝啊!请赐予我

——海明威

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,可还有哈佛毕业生。

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·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,是我平生遇到的难 度最大的采访。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,这全凭一流的通讯 和交通能力。在北京我有BP机、无线电话和一张到处是朋友的老脸,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 空拳。

以后,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,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,全能碰上北大 的校友。

1月29日,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,设法进入以色列。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 亚分社老陈夫妇外,还有一位素昧平生、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 陆。小陆具有诚实、勇敢、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点,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 小飞机,临别时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:“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。”

不为金钱所动的人

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,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。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,60年 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“光社”。在未名湖南岸,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 合影,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,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在北大37 楼学生宿舍,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。

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。久居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,我毫不犹豫地说: “给我买台好相机。”以后,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。直到一位北大校 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。

1991年1月14日,我正式接到开罗中东分社社长撤出巴格达的命令。在巴格达萨达姆 国际机场,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,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,在我们最后撤出 的七个人当中。我是惟一没办此手续的,因为我一直想寻机脱离组织,在巴格达潜伏下去, 由于在战争期间违犯伊拉克法律,我被共和国卫队看管起来。我猜自己大概也会被押往曼苏 尔饭店当做人质充当人肉炸弹。就在这时,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:“我是中国大使, 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。”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—747的头等舱,紧贴着他坐下,直到飞 机起飞才松了手。在这个世界上坏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时,好人并没有减少。这是我平生头 一回坐头等舱,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。我深切地感受到鲁迅自豪的 “北大精神”,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。

我儿时皈依的师父、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,人类的私欲不外为“名、 利、色”。可像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息,直至粉身碎骨,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 私利呢?

1986年底,我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,我才知道,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 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。当时我向她表自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,可她冷冷地说:“现在 我一台相机也没有,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。”如果没摄影部老板们的知遇,就不会有今 天的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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