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4 再见巴格达

上一章:33 新闻检查 下一章:附录一 鸭子这家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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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,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。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 机场,办理各种手续格外顺利,直到第三道安检,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,高大魁梧的边防警 察对旅客逐一搜身。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,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。几名安检官 员一拥而上,争相传看照片,竟把我晒在一边。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,一声断喝,大兵立即 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。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,戴上眼镜,一张张仔细翻看。 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,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。“七·一六”大桥、饥饿的 儿童、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、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……我抬头朝玻璃门望 去,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,我高举右手做了个“OK”手势。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 我:“很好,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。”

战争结束了,我们休息了,

玩耍后睡眠,暴风雨中航行后入港,战争后休整,生之后死,这都是最大 的快乐。

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:“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、最忠诚的人。新华社摄影记者 更应该如此。”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“摄影翅膀”上硬羽毛的多梦青年,历史成全了我,让 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、好的集体。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。我干得 并不很好,只是尽了力而已。

中午,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海鲜火锅,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五个多月以来吃得 最美的一顿。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,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,否则就要扒我的 “鸭皮”。当年腐败还不盛行,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。在我撤离巴格达时 就已接到老板要我“保持晚节”的指示。

——斯宾塞《仙后》

就要回到祖国、回到亲人身边了,心情却比在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。战争锻炼了我 异于常人测知哪里将要发生重要事件的能力,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眼睛,才能观察到细致入 微的东西,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结果。泰戈尔老人诗云: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,可我 骄傲,我飞翔过。”

老学长郑达庸张开熊臂拥抱了我之后,让他的司机一直把我送出境。沿途被炸毁的公路 已被清理,一些弹坑也填上新鲜的沙土,汽车残骸堆在路边锈成团团乌铁。我们崭新的“巡 洋舰”虽然轻快,可因为是新车,引擎耗油极厉害,才跑一半路,车顶四大桶备用汽油就已 见底,此时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。为节油,我们不敢开空调,扑面而来的热风至少50 ℃。太阳照在沙漠上,朦朦雾气中,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,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 还是地下,其实这全是幻觉。长达五个半月的紧张采访已经使我对危险的感觉变得迟钝。

战争结束了,我们还活着,

可我们的兄弟没能回来。

而约旦驻巴格达使馆的一位胖乎乎、穿得花里胡哨、似乎进化得不够年头的圆囫囵小姐 却拒绝给我办理过境签证,原因仅仅是帮我办手续的老朱对她叫了声“夫人”。幸亏老朱应 变能力极强,马上感慨道:“我真没想到至今还没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这样的美人。”黑胖 小姐立刻转怒为喜:“现在就签。”

1991年5月7日,我终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签发的离开伊拉克的特许证和路条。在此 之前,办理离境申请足足花费了我两个多星期。由于伊拉克的药品试剂严重短缺,单是血样 检验就得等10天。而出入境的常驻外国人必须不停地提供血液证明。

由巴格达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,长约九百多公里,由东向西穿 过寸草不生的大沙漠,西方记者称之为“死亡之路”。

车到卡迪希亚边防站,我和司机四处找人买油,回答都是“麻库”(没有),正在走投 无路之际,发现一辆接着使团标志的“奔驰”。一打听,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。这 位佛国大使双手合十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,并坚决拒绝收款,只收了我们两罐茶 叶。他说“互相帮助,友谊第一”,之后是阿弥陀佛之类。我亦虔诚地背诵起“槃若波罗密 多”。

回首战时的五个半月,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:共同社的河野 澈、大河源利男,CBS的约翰·海古德,美联社的多米尼克,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,法新社 的阿德利,自由撰稿人村田信一……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3月29日,美国《新 闻周刊》摄影记者加德·格罗斯永远长眠在那里,他只有27岁。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 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。

但大炮和坦克没有休息。

安曼时间5月12日22点30分,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。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: “你是日本人?”“不,中国人,人民中国。”小姐嫣然一笑:“中国饭好吃。”

战争结束了,我们回家了,

当地时间5月14日11时30分,我飞抵曼谷。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 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,与中国人非常相近。面对无数张 “中国脸”的海洋,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。我担心自己身上的“新 华”标志还不够醒目,就拿出几张10寸传真照片,在其背后用“诗德楼”记号笔写了一尺 见方的三个字“新华社”,把它竖在行李堆上。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,我 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。正当我急不可耐、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,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 小邵在人群中发现了我。

走出机场,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老板,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,把我脏兮兮的阿拉伯包头 蒙在她的头上。我心里默念:缅怀战争中丧生的无名英雄,献给他们的母亲。

……

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,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老板们、帮我保障传真 线畅通的传真员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儿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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